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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時間:2021-02-06 09:49

    “十四五”六大新詞盤點

     

    (一)“開展綠色生活創建活動”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首次提出“開展綠色生活創建活動”,這是“十四五”時期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重要舉措,是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的重要部署。在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新征程中,開展綠色生活創建活動,就是要讓良好生態環境這一最公平的公共產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成為人民更加美好生活的增長點、成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支撐點。

    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開展創建節約型機關、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和綠色出行等行動?!督ㄗh》首次提出“開展綠色生活創建活動”,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舉措。在此之前,多地已進行了有益探索,為綠色發展理念的落細落實贏得了廣泛社會支持。

    “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的成效顯著。然而,面對廣大人民群眾對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熱切期盼,生態文明建設仍存一定短板,開展綠色生活創建活動刻不容緩。需要看到,綠色生活創建活動涉及領域多、覆蓋范圍廣,需要系統推進、廣泛參與、突出重點、分類施策。

    開展綠色生活創建活動,關鍵要加強教育引導,提升廣大青少年綠色生活創建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十四五”時期,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從源頭上保護環境的治本之策,不斷強化社會成員,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的節約意識,積極踐行綠色低碳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可每年舉辦義務植樹節活動,讓青少年在“愛綠植綠護綠”實踐中,體會綠化祖國、人人有責的內涵,體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理念,增強他們建設美麗中國的自覺性。把生態文明理念深度融入課堂教學、主題講座和科技創新活動,培養青少年環保意識和生態意識。此外,還應加強《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關環境保護方面法律法規的學習,培養青少年熱愛自然和保護自然的法治意識。

    開展綠色生活創建活動,要以綠色家庭創建為依托,調動家庭成員綠色生活創建的積極性。面向廣大城鄉家庭,以“美麗中國,我是行動者”、“綠色生活,最美家庭”等主題活動為依托,優先采購使用節能電器、節水器具等綠色產品,減少家庭能源資源消耗。一方面,可開展系列綠色家庭創建活動評比,達到“選樹一戶、引領一批、帶動一片”的效果;另一方面,增加家教家風建設中綠色發展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內容,引導家庭成員勤儉節約,從愛惜每一滴水、節約每一粒糧食做起,盡量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實行生活垃圾減量分類等。

    開展綠色生活創建,還要強化組織管理,增強社區成員綠色生活創建的規范性。社區管理部門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社區設計、建設、管理和服務等活動的全過程。制定節能節水、綠化環衛、垃圾分類處置、公共設施維護的科學流程和指引。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優化和規范社區車輛、噪音等的管理,監控社區資源節源情況,監測社區環境衛生,創設宜居環境,傳播綠色消費、綠色出行理念,積極構建綠色社區文化。應加強社區文物古跡、歷史建筑、古樹名木等歷史文化保護,推廣使用“綠色社區標識”。

    更為重要的是,應把珍惜生態、保護資源和愛護環境納入社區精神文明創建體系中,設計出具體的綠色生活評價指標體系,為社區綠色生活創建提供行動指引。

     

     

    (二)“加強網絡文明建設”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首次明確提出“加強網絡文明建設”。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網絡文明,無疑是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

    隨著以信息與通信技術為核心的智能革命的深入展開,人類文明越來越從依賴于科學技術發展的形態轉向由科學技術驅動發展的形態,人類社會不僅從工業社會轉向信息社會,而且有跡象表明,正在邁向智能社會。在人類社會快速轉型的進程中,網絡化越來越像水和電一樣成為人們生活的基礎設施,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更是加速塑造了“一切在線、萬物互聯、掃碼操作、點擊支付”的生活方式。這表明,互聯網平臺已經不再只是提供了一個虛擬空間,更不再只是充當傳遞信息的直通車,而是成為人們重構一切的驅動力,成為變革社會的轉角石。

    但與此同時,隨著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更新迭代與彼此強化,互聯網也變成了網絡亂象的滋生地,各種低俗網絡文化的蔓延,防不勝防的網絡詐騙事件的頻發、網絡謠言四起以及濫用個人信息等現象,帶來了前所未來的治理挑戰。因此,加強網絡文明建設不僅是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應有之意和提升文化實力的現實需求,而且是部署落實《建議》中明確提出的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選擇。

    加強網絡文明建設,不能簡單地采取監視、過濾、刪帖、封號等消極措施來完成,而應該當作一項系統工程來落實,需要確立復雜性思維和相關性思維,在全面了解當代信息與通信技術的本質特征基礎上,以明確的法律法規來管制,以積極的價值引導為準則,至少從下列四個著力點為抓手來全面推進。

    首先,加強網絡文明建設,需要以大力推進保護個人信息的法制化進程為基礎,處理好社會的不透明性和人的透明性之間的關系。因為人的網絡化生存創造了一個超記憶、超復制、超擴散的數字世界,在這樣一個數字永生的世界里,人不僅失去了對個人信息的控制權、管理權與刪除權,具有了自己無法管控的數字身份或數字畫像,而且解構了傳統意義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概念,建構了一個虛實結合的網絡空間,也被稱為“第三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護人的個性化數據、行為習慣、興趣愛好等信息的私密性,成為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的第一個著力點。

    其次,加強網絡文明建設,需要以提升人的判斷力為基礎,處理好促進平臺經濟發展和凈化網絡空間之間的關系。人的網絡化生存使人的注意力成為商家開發的經濟資源,也成為算法系統抓取個人的信息感知趨向和進行有針對性地推送相關信息的合理依據,從而拉開了投喂時代的帷幕。而投喂時代既是一個信息極端碎片化的時代,更是一個寄生于自媒體之上的信息真假難辨的時代。在此情況下,如何提升人們過濾虛假信息和判斷事情真相的能力,成為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的第二個著力點。

    第三,加強網絡文明建設,需要以重塑問責機制為基礎,處理好促進網絡技術的向善發展和控制人對網絡的心理依賴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人的網絡化生存使搜索引擎成為人們透視世界的主要窗口,使人與搜索引擎之間關系從認知關系轉變為權力關系。另一方面,搜索引擎具有的個性化推送能力,使人與數字世界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逆轉,不是人來適應數字世界,而是數字世界來適應人,從而進一步固化了人的社會分層,遮蔽了人的認知視域,從而使人們關于認知責任的追溯變成了將認識論、倫理學和本體論內在地聯系起來的全新議題,使對基于搜索引擎的認知責任的追溯,既不能完全歸屬于使用者或設計者,也不能完全歸屬于工具本身,而是歸屬于整個網絡系統中交互性的內在行動?;诖?,如何重塑科學-技術-社會--認知一體化系統中的問責機制,成為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的第三個著力點。

    最后,加強網絡文明建設,需要前瞻性地為智能革命的深化發展有可能導致的各種改變做好思想準備與政策引導,需要處理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概念工具箱的落后與匱乏之間的關系。當代科學技術的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發展,將會把人類社會帶向科學-技術-社會高度糾纏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的解放將向著從雙手到大腦、從肌肉到心靈、從體力到精神、從有形到無形的方向拓展,最終,使人類擁有充足的自由支配時間。在此情況下,如何重構新社會契約、如何重塑勞動分配機制、如何豐富人的精神生活、如何促進人們追求高尚的生命意義,將成為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的第四個著力點。

     

    (三)“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首次明確提出,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要深刻理解五中全會提出的這一新要求,就必須準確把握“鞏固”“拓展”“銜接”三個關鍵詞的內涵。

    今年年底,我國將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歷史性地徹底解決農村絕對貧困問題。這是一個偉大成就,要準確把握“鞏固”的內涵。鞏固脫貧成果的基本體現就是要鞏固“兩不愁三保障”成果,確保脫貧人口不返貧、不產生新的貧困人口。

    為此,需要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幫扶機制,保持財政投入力度總體穩定,接續推進脫貧地區發展;需要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后續幫扶工作;需要加強扶貧項目資金資產管理和監督,推動特色產業可持續發展,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和救助制度。

    需要鞏固的第二個脫貧成果是在脫貧攻堅期實施的那些有助于對貧困和低收入人群發揮可持續幫扶效果的系列政策措施。脫貧攻堅期實施的許多政策措施,例如金融幫扶政策、教育幫扶政策、兜底保障政策等,不僅在脫貧攻堅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十四五”時期還將對防止致貧返貧、緩解相對貧困起重要作用,這些有效的政策措施應繼續加以堅持并根據情況變化不斷完善。

    此外,可以將脫貧攻堅期形成行之有效的幫扶體制機制充分吸收借鑒到“十四五”時期對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的幫扶工作中,吸收借鑒到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工作中。實踐證明,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鄉抓落實的工作機制,五級書記一起抓的工作力度,精準施策、精準評估的工作理念,社會各級共同參與的工作格局等,都是脫貧攻堅期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也是需要鞏固的脫貧成果之一。

    鞏固不等于固化,要準確把握“拓展”的內涵。拓展脫貧成果首要含義是幫扶對象的拓展。對于脫貧攻堅期通過有效幫扶已經有了較強自我發展能力的穩定脫貧群體,該從幫扶政策中退出的必須退出。對于致貧風險較大的邊緣群體,應納入幫扶范圍。因此,“建議”中提到的低收入人口,不是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簡單復制或擴大,應根據實際狀況進行動態調整。

    拓展脫貧成果還應包括幫扶標準的拓展。脫貧攻堅期提出的“兩不愁三保障”標準,是根據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而提出來的幫扶標準。“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起步時期,必須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十四五”時期應該對低收入人口提出更高的幫扶標準和幫扶質量,促進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更高質量發展。拓展脫貧成果還要有幫扶政策的調整和完善。脫貧攻堅期的部分幫扶政策,帶有一定突擊性,造成了幫扶對象和非幫扶對象在政策享受方面的“懸崖效應”。這種狀況使得政策可推廣性受限,需要對政策設計加以調整優化,拓展政策包容性。

    鞏固脫貧成果是銜接鄉村振興的基礎,要準確把握“銜接”的內涵。只有脫貧成果鞏固了,才能考慮接下來如何在脫貧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進一步實施鄉村振興。拓展脫貧成果是銜接鄉村振興的手段,通過動態調整幫扶對象,提出更高的幫扶標準,調整完善幫扶政策、變政策“懸崖效應”為“緩坡效應”,脫貧攻堅期形成的體制成果、政策成果才能融入到鄉村振興戰略的體制和政策體系之中,從而實現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在“十四五”時期實現了有效銜接之后,鞏固拓展脫貧成果的體制和政策體系,將逐步轉化過渡為實施鄉村振興的體制和政策體系。

     

    (四)“實施鄉村建設行動”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首次提出“鄉村建設行動”,把鄉村建設作為“十四五”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點任務,擺在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

    “鄉村建設行動”的首次提出,充分展現了“十四五”時期我國“三農”工作的著力點,即在城鄉基礎設施的協調性和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上鉚足勁、做足功,用好鄉村建設空間,形成城鄉大市場互進互促的國內大循環,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實施鄉村建設行動,首先要求全面改善鄉村硬件基礎設施,增強城鄉基礎設施的協調性,用整體性、一體化思維合理規劃城鄉空間建設布局,加快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速,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然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鄉村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堅持統籌推進的方式方法。一方面,加強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補齊目前存在的突出短板,重點抓好農村交通運輸、農田水利、農村飲水、鄉村物流、寬帶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鄉村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在鄉村建設行動中,對于水、電、路、氣、通信、廣播電視等傳統基礎設施,應加快推動提檔升級,逐漸形成布局合理、城鄉互通的基礎設施體系,滿足農村居民對高質量農業生產、高品質美好生活的現實需要。

    同時,應按照美麗鄉村的建設規劃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推進農村改廁、生活垃圾處理和污水治理,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不斷提升村容村貌,讓廣大農村地區的綠水青山更好造福百姓。此外,還要加快數字鄉村建設,實施數字鄉村戰略,彌合城鄉新基建鴻溝,著力發揮信息數字技術在農村釋放的普惠效應和溢出效應,進一步夯實鄉村振興的基礎。

    實施鄉村建設行動,還需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注重從形式上的普惠向實質上的公平轉變。目前,我國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公共服務仍然是鄉村發展明顯的短板,公共服務資源亟待向鄉村社區基層“下沉”。

    “十四五”時期,全面提升農村地區公共服務水平,應切實解決與農村居民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增強公共服務在城市、縣城、小城鎮和鄉村之間的同步性,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標準統一、制度并軌,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對此,要提高財政對鄉村公共服務的保障水平,重點加大對落后地區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提高鄉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尤其是鄉村對于公共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區養老等社會性公共服務的需求,促進區域基本公共服務質量水平有效銜接。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意味著構建城鄉之間全方位的交流、溝通、聯系與互促機制,增強城鄉兩個市場的“互動性”,通過城鄉資源、人才、信息等各種要素的流通,實現城鄉兩個市場的動態平衡發展。歷史上形成的二元結構使得城鄉之間出現了小生產和大市場、小農業與大產業、小規模與大機械、小村莊與大城市等一系列現象。農村地區表現為產業效益低、農民收入低、資金回報少、剩余勞動力流失,而在城市地區則出現了市場容量有限、土地資源匱乏、有效需求不足等發展瓶頸。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通過城鄉互通有無、互補盈缺。

    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尤其要充分利用好鄉村建設這個投資空間,廣泛調動社會資本投資農村重點工程的積極性,激活農村集體資產,促進農業從單一產業向三產融合發展,擴大國民經濟循環的格局和體系,暢通城鄉聯動的國內經濟大循環,實現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

     

    (五)“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平安是人民安康幸福的基本要求,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基本的發展環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風險挑戰、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而作出的重大決策,將為實現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提供堅實保障。

    平安中國建設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堅持系統觀念,突出大平安理念,“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的提出,既是對過去平安中國建設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是對未來平安中國建設的更高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平安中國建設的體制機制日益完善,社會治理方式不斷創新,風險防控水平大幅提升,推動了經濟發展,維護了社會穩定,保障了人民安全。我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成為世界上最具安全感的國家之一。

    面對即將開啟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平安中國建設的領域更加寬廣、手段更加多元,面對的風險和挑戰也更為復雜。當前,世界大變局加劇演變,國際形勢波譎云詭,周邊環境復雜敏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仍然艱巨。金融風險、社會矛盾風險等重點領域的風險不容忽視,公共安全事件易發多發,網絡違法犯罪活動層出不窮,生態環保任重道遠,社會治理仍存弱項。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必須全面提升平安中國建設的科學化、社會化、法治化和智能化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近日對平安中國建設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堅持共建共治共享方向,聚焦影響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的突出問題,深入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深化平安創建活動,加強基層組織、基礎工作、基本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平安中國建設科學化、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呼喚系統觀念,要深入推進體系能力建設。“十四五”時期,應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突出大平安理念,構建包含經濟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和生態安全在內的一體化的大平安體系,把黨的領導貫徹于平安中國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開創“中國之治”的更高境界。

    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要加強全方位依法治理。法治既是推動平安中國建設的重要保障,也是衡量平安中國建設質效的主要標志。要積極推進國家安全、科技創新、公共衛生、生物安全、生態保護、風險防范、涉外法治、道德要求等領域立法,健全國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同時,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大力推動科技手段與平安建設的深度融合,落實便民利民服務等“放管服”改革措施,通過“馬上辦、網上辦、就近辦、一次辦”,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科技帶來的方便快捷。

    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要推進網絡空間綜合治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充分發揮政府、企業和社會在維護網絡安全方面的作用,加快建立完善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各方面齊抓共管,共筑網絡安全防線,切實維護網絡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應繼續鏟除網絡領域黑色產業鏈,加大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等重要數據的保護力度,增強網絡安全保障能力,讓網絡空間日漸清朗,讓信息化成果惠及億萬群眾。

     

    (六)“韌性城市”

    “韌性城市”,出現在日前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系五中全會首提。《建議》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強化歷史文化保護、塑造城市風貌,加強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和社區建設,增強城市防洪排澇能力,建設海綿城市、韌性城市。

    什么是韌性城市?按照國際組織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定義,“韌性城市”指城市能夠憑自身的能力抵御災害,減輕災害損失,并合理的調配資源以從災害中快速恢復過來。在當前學術和社會語境下,災害可以涵蓋自然災害、社會重大影響的事件(如戰爭)和健康(如疫情)等維度。城市韌性已成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論點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應對各種變化或沖擊,減少發展過程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近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中,均有“加強城市應對災害的能力和提高城市韌性”等相關表述。

    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危機,讓我們對“城市韌性”有了更感性的認識,對城市如何在日益增長且變幻莫測的風險和挑戰中正常運行并保持韌性這一議題,有了更理性的思考。一方面,突發疫情的出現,給當下城市空間的定義與使用帶來巨大沖擊與影響。歷史上,疫情等公共衛生事件不斷重塑城市和社會,并間接促進了現代城市規劃的誕生及其演進。疫情期間,城市服務與供給模式發生了全面線上化轉變,城市居住、就業、游憩與交通等空間的功能形態與使用模式均面臨重新定義。

    另一方面,新興技術對于疫情防控期間城市空間的正常運維使用起關鍵性作用,實質地支持了政府和城市的正常運行、社區層面的管理、個人層面的適應性生活與工作。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對一系列泛智慧城市技術的檢驗。其最終為各級治理者的高效精準治理、醫療工作者的藥物研發和病情診斷、公司企業的遠程運維以及公眾群體的積極參與和反饋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大幅減少了城市各方面所受到的負面影響,進而在平災結合下城市空間的彈性與健康使用、脆弱地區或人群的監測預警等方面發揮巨大作用,從多維度提升城市(空間)的韌性。

    在當前技術塑造的“新”城市背景下,多方應對疫情的手段相比17年前的非典時期有著千差萬別。比如,大數據不僅是對海量數據的應用,更是對應著思維方式或城市與社會運行方式的改變。從疫情整個應對中,可以看到大數據已經成為居民生活、城市運行的重要參與媒介。比如,人工智能算法實現了醫療資源、社會資源與城市空間很高的匹配,大大提升了醫療工作的效率,自助咨詢服務等則體現了其"科技向善"、人性化關懷的一面。再比如,移動通信技術的迭代使得大量日常事務得以線上運行,通過虛擬連接與空間隔離大幅提高了疫情時期公眾居家生活的"耐力"。又比如,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混合現實技術所體現出的沉浸式、交互性、多感知性和構想性特點,部分地讓人們把目光從實體空間轉向虛擬空間,拓展居家生活的“活動”場景與范圍。

    還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疫情應對中,共享經濟作為對傳統經濟的補充,發揮了互助作用,保證了一部分供需關系的建立。不同社會力量在運營的同時共享資源、共享服務、共享技術并具有風險共擔的關懷,這種共享思維不僅僅在抗疫時期,在未來城市發展過程中也將發揮巨大的潛能與作用。

    筆者近期以各種新興技術為線索,關注并思考泛智慧城市的不同技術在這次疫情應對過程中如何提高城市的韌性或曰彈性,初步得到的結論是:政府倡導建設的智慧城市,結合廣大科技公司實質參與其中的智慧城市,在中國一般也對應著更好的韌性,泛智慧城市技術能夠提高城市應對自然、社會和健康擾動下的韌性。

    韌性城市下,不同的城市子系統、不同的研究視角必然導向不同的關注點和側重點,不過就未來城市空間的創造而言,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和云計算、傳感網與物聯網、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智能建造等泛智慧城市技術應得到更加廣泛的應用和關注,讓我們的城市更有韌性,也讓我們在風險和挑戰應對中更有信心。當然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如何讓泛智慧城市技術趨利避害,讓科技向善,也是每一個社會主體應該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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